106分鐘的空襲燒掉八成市街，卻也燒出一座城市重新想像自己的機會！從1945年的高松到今天的瀨戶內海，一部關於公共建築如何累積城市性格的歷史
香川縣的戰後建築發展不只是一場明星建築師的委託故事。1945年7月4日高松空襲燒毀約八成市街，重建同時面對恢復四國行政交通中心機能與重新確立海港城市身份兩項任務。1950年就任的「設計知事」金子正則，透過畫家猪熊弦一郎引薦結識丹下健三，以「民主主義時代相應的縣廳」為命題，催生1958年竣工的香川縣廳舍——戰後庁舍建築首度獲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真正讓這段歷史具備延續性的關鍵人物，是建築技師山本忠司（1923–1998），他在參與縣廳工程的過程中從協調者成長為設計者，代表作瀨戶內海歷史民俗資料館（1973年）以「海賊之城」為意象，獲日本建築學會作品賞，2024年被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香川模式的核心不是個人才華，而是制度環境如何允許公共部門累積設計素養。
一座被燒毀的港口城市，如何重新想像自己的未來？
1945年7月4日凌晨2時56分，116架B-29轟炸機飛抵高松上空，在106分鐘內投下超過800噸燒夷彈。空襲燒毀了約八成市街，1,359人罹難，18,505戶全燒。市內30所學校中19所受災，79座寺院中63座焚毀。成年男性多已出征，犧牲者以婦女兒童為主。對高松而言，戰後重建首先是非常現實的生存問題——道路、住宅、學校、上下水道與行政機構都必須從瓦礫中重新建立。戰災復興都市計畫將中心市街地358公頃納入區畫整理，江戶時代城下町的道路結構被徹底重新配置，中央通、觀光通、縣廳前通等街道在這個時期擴寬或新建，換地處分直到1970年才全部完成。
海洋地理：無法被戰火帶走的資產
高松從江戶時代就是面向瀨戶內海的城下町，鐵路與港口讓它成為四國對外交通的重要節點。1934年，日本將瀨戶內海與雲仙、霧島同時指定為第一批國立公園，使海洋景觀早在戰前就取得國家層級的文化與觀光價值。德國植物學家 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 與地理學家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等歐洲訪客，在19世紀便已讚嘆從屋島遠眺瀨戶內海群島的壯麗景致。
高松戰後的城市發展因此同時面對兩項任務：恢復四國行政與交通中心的功能，以及重新確立一座海港城市在和平年代的身份。1949年的「觀光高松大博覽會」傳達的不只是城市恢復運作的消息，也象徵高松希望再次成為面向外部世界的門戶。1956年，高松與周邊十五個町村合併，行政版圖擴大，四國區域中心城市的規模逐漸成形。
一位畫家，如何替香川縣找到一位建築師？
香川戰後文化史最重要的一場相遇，起點不在建築師事務所，而在地方首長與藝術家之間的友誼。
1950年就任香川縣知事的金子正則（1907–1996），是一位法律人出身的政治家，曾任東京控訴院部長，翌日即辭職返回丸亀開業律師，1947年任香川縣副知事，1950年當選知事後連任六屆、在位長達24年。
他與出身高松的畫家猪熊弦一郎有舊制中學的學長學弟淵源，對藝術與建築有著異於一般地方政治人物的理解。1954年前後，金子為新縣廳的建設尋求建議，猪熊向他推薦了當時40歲出頭、正在日本建築界嶄露頭角的丹下健三。
宇高連絡船上的偶然相遇
據香川縣觀光協會保存的敘述，猪熊促成金子與丹下在宇高連絡船的船艙中相遇。丹下由猪熊介紹後啟程前往香川，偶然地在同一班船的同一間客室遇上金子，兩人在船上愈談愈投契，設計委託的事就這麼「順理成章」地推進了。
無論這個帶有戲劇性的故事在細節上如何考證，它揭示了戰後香川文化發展的重要機制：公共委託不單透過行政採購程序孤立地發生，而是仰賴藝術家、政治人物與專業者之間的信任網絡來推動。在專業制度尚未成熟的年代，這些跨領域的中介者，往往決定一個地方能否接觸到不同的思想。
金子向丹下提出七項條件
金子與丹下的合作更有意思之處，在於委託人並未把建築師視為單純執行命令的技術者。金子向丹下提出七項設計條件：建築必須符合香川的氣候風土、作為香川縣廳相應的建築、體現民主主義時代的精神、資材盡可能使用縣內產品、對高松的都市計畫有正面貢獻——這些條件不是技術規範，而是價值主張。
丹下必須把委託人抽象的政治理想轉化為具體的建築空間。此後二十多年，金子任內持續引入大江宏（香川縣文化會館）、蘆原義信（舊香川縣立圖書館）、大高正人（坂出人工土地）等建築師，為香川建立了一項重要傳統：政府可以是具有文化判斷力的委託人，創作者也可以是公共政策的共同思考者。
當民主主義變成一座可以走進去的縣廳
1958年5月，香川縣廳舍竣工。丹下將一樓設計為開放的架空空間（pilotis），整層沒有執務室，透過柱列、庭院與大廳讓街道和政府建築之間形成連續關係。這在當時是一個強烈的公共宣言——戰前的官廳往往透過宏大的正面、階梯與明確的權力邊界強調政府的威嚴，香川縣廳卻試圖以開放空間表達新的行政精神。建築落成時，屋頂甚至設有可供民眾休憩的空間與喫茶座位，人們可以在高處眺望瀨戶內海。政府建築不再只是公務員的工作場所，也成為城市生活的延伸。結構由坪井善勝操刀，以異型鐵筋實現鋼筋混凝土的柱梁組合，外觀呈現日本傳統木構的水平垂直線條與勾欄（手摺）、重簷等意象。2022年2月，香川縣廳舍東館被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戰後庁舍建築獲此指定，全國首例。
藝術不是裝飾，是在空間中創造價值主張
丹下沒有獨自完成這項實驗。猪熊弦一郎製作陶板壁畫《和敬清寂》，安裝於一樓大廳——猪熊將茶道精神中的「和敬清寂」連結到他所理解的日本民主精神，這裡的藝術不是裝飾，而是在空間中埋入一組價值主張。劍持勇參與家具與室內設計——行政人員怎麼坐、民眾如何等待、空間裡的人如何交談，全部是公共建築的一部分。丹下研究室設計的信樂燒陶製椅子、木製棚架與石桌，由地元的桜製作所製作，桜製作所後來因此獲得 George Nakashima 家具的製作合約，事業大幅擴張。從建築結構、辦公家具到藝術作品，都被納入同一個公共空間的整體規劃——香川縣廳成為戰後日本少見的 Gesamtkunstwerk（總體藝術作品）實驗。
從縣長到建築技師：無敵公務員的啟示
如果香川的歷史只描述金子正則與丹下健三，故事會聚焦在一次成功的明星建築委託。真正讓這段脈絡具有延續性的，是縣政府裡那些不那麼有名的專業人員，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建築技師山本忠司（1923–1998）。山本出生於香川縣大川郡志度町（今讚岐市），1943年入京都高等工藝學校（今京都工藝纖維大學）就讀時被徵召入伍，戰後復學轉入建築科，1948年畢業後以土木部營繕課技師身分進入香川縣政府。1952年，他以三級跳遠選手身分代表日本出征赫爾辛基奧運——一位同時出現在奧運賽場與縣政府建築課辦公室的人物，日本建築史上大概只有這一位。
丹下帶來知識，山本讓知識留在縣政府
山本參與香川縣廳舍工程的核心任務之一，是媒合丹下團隊的設計需求與地方資源。金子知事要求盡量使用縣內建材，山本負責引介地方石材業者岡田石材工業的岡田賢參與縣廳舍的石工程。他必須理解建築師提出的概念，同時面對預算、工期、材料供應、建築法規、施工現場與地方政治。做過公共工程的設計師都明白，再好的理念，缺乏懂得轉譯的行政技術人員，便容易在施工與管理程序中被消耗殆盡。山本的特殊之處在於他沒有停留在協調者角色——透過與丹下研究室、猪熊弦一郎、Isamu Noguchi、流政之、George Nakashima 等藝術家，以及大江宏、蘆原義信、大高正人、淺田孝等建築師的持續交流，他逐漸形成以地方風土、工藝與空間體驗為中心的設計方法。
香川模式：制度環境如何讓公務員成長為設計者
香川縣政府因此出現一種難得的能力累積循環：外來建築師帶進新知識，政府職員透過實際工程學習，職員再將經驗運用於下一個案子，新的公共建築又創造新的學習機會。與今天許多城市習慣依賴外部顧問的制度形成對照——外部顧問可能很優秀，但計畫結束後，行政機關若不知道如何判斷設計品質，下次仍須從零開始。香川早期的經驗說明，公共設計政策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或許不是某一棟建築，而是培養出具備設計素養的公共部門。金子知事24年的任期提供了穩定的政治支持，丹下健三與各領域藝術家的持續進駐帶來知識刺激，而山本則是將這些能量轉化為制度記憶的那個人。
和野口勇去印度看 Louis Kahn，回來蓋了一座海賊之城
1962年，山本與石匠岡田賢和雕塑家流政之共同完成喫茶「城之眼」（城の眼），據說店內深處的石壁是前川國男設計的紐約世界博日本館外壁的試作品。「城之眼」成為高松現代主義建築運動的據點，金子知事、元日銀福井總裁（時任高松支店長）等政財界人物與藝術家在此交流。山本後來與野口勇（Isamu Noguchi）同赴印度亞美達巴德，親眼見到 Louis Kahn 設計的印度經營大學，磚與混凝土構成的學術聚落給了他強烈的空間震撼。回到香川，面對金子知事交付的五色台廣域資料館計畫，山本以「海賊之城」（海賊の城）為意象——把建築分解成大小不同的幾何量體，以約8公尺的模矩作為基本單位，十間展覽室環繞中庭、順著五色台山坡高低錯落配置。
170階樓梯、室內與自然不斷交替
山本沒有把坡地整平，而是讓建築追隨地形起伏。全館合計超過170階樓梯，參觀者在室內展品與被建築包圍的自然之間不斷穿越。外牆使用工地開挖時出土的當地石材堆疊，由 Isamu Noguchi 財團理事長和泉正敏擔任石積施工。瀨戶內海歷史民俗資料館1973年竣工，1975年獲日本建築學會賞作品賞——地方自治體職員作品首度獲獎，1988年獲第一回公共建築賞優秀賞，1998年入選「公共建築百選」，2013年被 DOCOMOMO Japan 選定為日本近代建築運動遺產，2024年12月9日正式被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一位公務員建築師設計的博物館，走過半世紀持續獲得不同世代的肯定。
給今天的公共部門：這不只是建築史，而是制度設計的教科書
回到最初的問題——為什麼丹下、安藤、SANAA 在不同年代持續來到香川？為什麼地方政府願意將重要的公共建築交給他們？答案不在建築師身上。金子正則的創新不是找來丹下，而是讓藝術家從文化活動的參與者變成城市未來的共同提案者。山本忠司的價值不在個人才華，而在於制度環境如何允許他從協調者成長為設計者。真正成熟的跨領域合作，不是政府把所有問題交給專家，而是政府內部也有理解專業、能夠對話、必要時可以提出不同意見的人。今天許多城市面對的問題——計畫結束後知識流失、行政機關無法獨立判斷設計品質、跨領域合作停留在表面——在七十年前的香川，已有一組值得認真研究的解法。建築可以為公共生活創造條件，卻無法單獨保證公共生活的品質。但若連條件都不曾被創造，品質更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