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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灝從建築學視角深度剖析 Alex Honnold 徒手攀登台北 101 的全球直播盛事。他運用九零年代於哥倫比亞大學建研所師承 Tschumi 的「建築與事件」理論，重新定義當代空間在極限挑戰下的意義。這場媒體事件不僅是高度體能的展現，更涉及權力關係在城市地標中的流動分配。徐灝精準點出媒體效應如何介入公共場域，改變社會對地標建築的認知。在全球化視野下，台北 101 不再僅是辦公空間，而是轉化為具備衝突感與戲劇張力的敘事載體。這篇評論詳細論述權力、地標與視聽大眾之間的複雜糾葛，剖析地標建築經由媒體技術轉化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動態場域，對當代城市學與建築理論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值得讀者細細品味其對空間政治的獨到見解。 垂直治術與風險架構：台北 101 攀登事件的批判分析 作者：徐灝 出處https://hawhsu.com/vertical-governmentality-and-risk-regimes/ 上週美國攀岩家 Alex Honnold 以無繩索方式徒手攀登台北 101，並由 Netflix 進行全球直播。表面看來，這是一場極限運動的壯舉，實際上卻揭露了當代媒體平台、城市治理與地緣政治如何在同一事件中彼此套疊。直播不只讓行動被觀看，也讓風險同步被組織與變現。身體承擔高度不確定性，影像則被納入高度控制的串流基礎設施之中，權力關係在此被重新配置。 台灣媒體多半把這次攀登解讀為一則勵志故事或城市行銷的成功案例，不過我自己其實更好奇的是，能不能換一個角度看待這件事。若從建築理論出發，尤其放在 Bernard Tschumi 的思考架構中，這場攀登反而顯得不像是附著在建築上的表演，而是直接動搖建築如何被理解，並重新界定建築與身體之間關係的行動，近乎他所謂的「暴力的建築」（Architecture of Violence ）情境。於此脈絡，身體運動（movement ）對空間秩序構成直接介入與改寫。 Tschumi 在《The Manhattan Transcripts》（1976–1981）中指出，空間並非先驗存在，而是在身體運動發生時被重新界定。攀登過程中，台北 101 不再只是金融與觀光的象徵，而被轉化為一連串可供抓握、停留與失誤的空間條件，建築意義隨運動而變動。 攀登的行動同時也回應 Tschumi 在《Architecture and Disjunction》...

垂直治術與風險架構：台北 101 攀登事件的批判分析：https://hawhsu.com/vertical-governmentality-and-risk-regimes/ 上週美國攀岩家 Alex Honnold 以無繩索方式徒手攀登台北 101，並由 Netflix 進行全球直播。表面看來，這是一場極限運動的壯舉，實際上卻揭露了當代媒體平台、城市治理與地緣政治如何在同一事件中彼此套疊。直播不只讓行動被觀看，也讓風險同步被組織與變現。身體承擔高度不確定性，影像則被納入高度控制的串流基礎設施之中，權力關係在此被重新配置。 台灣媒體多半把這次攀登解讀為一則勵志故事或城市行銷的成功案例，不過我自己其實更好奇的是，能不能換一個角度看待這件事。若從建築理論出發，尤其放在 Bernard Tschumi 的思考架構中，這場攀登反而顯得不像是附著在建築上的表演，而是直接動搖建築如何被理解，並重新界定建築與身體之間關係的行動，近乎他所謂的「暴力的建築」（Architecture of Violence ）情境。於此脈絡，身體運動（movement ）對空間秩序構成直接介入與改寫。 Tschumi 在《The Manhattan Transcripts》（1976–1981）中指出，空間並非先驗存在，而是在身體運動發生時被重新界定。攀登過程中，台北 101 不再只是金融與觀光的象徵，而被轉化為一連串可供抓握、停留與失誤的空間條件，建築意義隨運動而變動。 攀登的行動同時也回應 Tschumi 在《Architecture and Disjunction》（1996）對建築自律性的拒斥。攀登違反了建築原本設定的用途與動線，顯示建築並非中立空間，而是依賴限制某些身體行為才能維持既定運作。當攀登者沿著非預期路徑移動時，建築不再只是辦公與觀光設施，而被重新理解為可被穿越、停留與冒險的空間。 進一步放在 Tschumi《Event-Cities》（1994）的城市理論框架中觀察，這場行動將台北從日常運作的都市背景，轉為高風險事件得以發生並被全球觀看的場域。城市意義不再來自地標建築的完成狀態，而來自事件如何打斷秩序，並重新配置空間被感知與被敘事的方式。 Tschumi 的立場同時構成對「畢爾包效應」（Bilbao Effect）的批判。畢爾包效應假定，透過單一地標建築，城市即可自動獲得全球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