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灝「垂直治術與風險架構：台北 101 攀登事件的批判分析」運用九零年代於哥倫比亞大學建研所師承 Tschumi 的「建築與事件」理論，重新定義當代空間在極限挑戰下的意義
徐灝從建築學視角深度剖析 Alex Honnold 徒手攀登台北 101 的全球直播盛事。他運用九零年代於哥倫比亞大學建研所師承 Tschumi 的「建築與事件」理論，重新定義當代空間在極限挑戰下的意義。這場媒體事件不僅是高度體能的展現，更涉及權力關係在城市地標中的流動分配。徐灝精準點出媒體效應如何介入公共場域，改變社會對地標建築的認知。在全球化視野下，台北 101 不再僅是辦公空間，而是轉化為具備衝突感與戲劇張力的敘事載體。這篇評論詳細論述權力、地標與視聽大眾之間的複雜糾葛，剖析地標建築經由媒體技術轉化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動態場域，對當代城市學與建築理論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值得讀者細細品味其對空間政治的獨到見解。
作者：徐灝
出處https://hawhsu.com/vertical-governmentality-and-risk-regimes/
上週美國攀岩家 Alex Honnold 以無繩索方式徒手攀登台北 101，並由 Netflix 進行全球直播。表面看來，這是一場極限運動的壯舉，實際上卻揭露了當代媒體平台、城市治理與地緣政治如何在同一事件中彼此套疊。直播不只讓行動被觀看，也讓風險同步被組織與變現。身體承擔高度不確定性，影像則被納入高度控制的串流基礎設施之中，權力關係在此被重新配置。
台灣媒體多半把這次攀登解讀為一則勵志故事或城市行銷的成功案例，不過我自己其實更好奇的是，能不能換一個角度看待這件事。若從建築理論出發，尤其放在 Bernard Tschumi 的思考架構中，這場攀登反而顯得不像是附著在建築上的表演，而是直接動搖建築如何被理解，並重新界定建築與身體之間關係的行動，近乎他所謂的「暴力的建築」（Architecture of Violence
）情境。於此脈絡，身體運動（movement ）對空間秩序構成直接介入與改寫。
Tschumi 在《The Manhattan Transcripts》（1976–1981）中指出，空間並非先驗存在，而是在身體運動發生時被重新界定。攀登過程中，台北 101 不再只是金融與觀光的象徵，而被轉化為一連串可供抓握、停留與失誤的空間條件，建築意義隨運動而變動。
攀登的行動同時也回應 Tschumi 在《Architecture and Disjunction》（1996）對建築自律性的拒斥。攀登違反了建築原本設定的用途與動線，顯示建築並非中立空間，而是依賴限制某些身體行為才能維持既定運作。當攀登者沿著非預期路徑移動時，建築不再只是辦公與觀光設施，而被重新理解為可被穿越、停留與冒險的空間。
進一步放在 Tschumi《Event-Cities》（1994）的城市理論框架中觀察，這場行動將台北從日常運作的都市背景，轉為高風險事件得以發生並被全球觀看的場域。城市意義不再來自地標建築的完成狀態，而來自事件如何打斷秩序，並重新配置空間被感知與被敘事的方式。
Tschumi 的立場同時構成對「畢爾包效應」（Bilbao Effect）的批判。畢爾包效應假定，透過單一地標建築，城市即可自動獲得全球能見度與經濟轉型契機。建築被視為自足象徵，其價值來自形象本身，而非其被使用、被佔用或被挑戰的方式。
隨著明星建築在全球城市中的過度擴散，這一邏輯逐步失靈，並引發「負面畢爾包效應」（Negative Bilbao Effect）。研究指出，此類操作往往加速縉紳化，公共資源向觀光與高端消費傾斜，在地勞動條件與不平等卻未獲改善。地標建築成為孤立的形象節點，城市被簡化為可複製的奇觀背景。
台北 101 的攀登正出現在這一斷裂點上。作為全台地標，高度象徵早已隨全球超高層競賽而耗盡，單憑存在難以長期吸引國際注意力。城市不再透過新建或擴張重啟象徵，而藉由高風險行動，讓既有建築重新進入全球敘事循環。建築不再是自足形象，而成為事件得以發生的條件。
此外，Netflix 在這次行動中也扮演了關鍵角色。平台不僅是中介，而是事件得以成立的結構性前提。這場攀登並未被製作為事後回顧的紀錄片，而被包裝為即時直播，納入 Netflix 近年從「隨選觀看」轉向「事件化內容」的策略。風險在此不只是運動條件，而成為吸引注意力的核心資源。平台透過延遲、鏡頭切換與評論聲音，管理不確定性，同時將死亡的可能性轉化為懸置的敘事張力。
這也引發了全球與在地反應的明顯分歧。在歐美攀岩社群與媒體評論中，批評集中於平台倫理。觀眾質疑，直播是否將極限運動轉化為等待事故的戲劇場景，並指出 Netflix 在製作與報酬安排上，將高度風險外包給個體，卻保留主要收益。部分評論將相關直播比擬為現代版的怪胎秀；《The Guardian》則指出，將潛在死亡納入直播娛樂，已讓運動、娛樂與災難之間的界線變得難以區分。
相較之下，台灣內部的反應更多聚焦於集體情感與象徵意義。攀登被理解為勇氣與韌性的展演，政治人物公開祝賀，ㄛ ㄛ將其納入國家形象敘事。對在地觀眾而言，Honnold 並非被消費的運動員，而是被邀請的貴賓。他的成功被內化為城市開放性與安全感的證明，而將外來者行動轉化為集體榮耀的過程，也顯示軟實力在後殖民脈絡中的運作方式。
評論及反應的分歧反映自觀看位置的差異。對全球觀眾而言，直播是一場關於風險、平台倫理與媒體界線的測試；對台灣在地觀眾而言，它同時是城市被世界看見的時刻，也發生在中共軍武演習與軍事恫嚇持續升高的背景之下，觀看因而帶有超越運動本身的情感投射。Netflix 提供了觀看的技術條件，城市與國家則提供了行動發生的正當性。事件在兩個尺度上同時成立，卻被賦予不同意義。
於此脈絡，Honnold 攀登台北 101 不再只是體能或技術的突破，而是將原本象徵金融、觀光與工程的建築，轉為事件舞台，並在全球直播架構中重新定義其角色。這回應了 Tschumi 的核心主張。建築不只是被動形式，而是在運動與事件中持續被再造。
當然，隨之而來的倫理問題仍是無法迴避。直播是否將死亡的可能性納入可被消費的敘事？觀看是否成為風險的一部分？平台、城市與觀眾之間如何分攤責任？這場攀登同時是個人行動、全球敘事、城市策略與平台經濟交織而成的象徵事件。因此，在當代世界裡，城市競爭不再只是建造何種地標，而在於何種事件得以發生，以及誰能承擔讓全世界觀看所帶來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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