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釗維 - 從諸葛亮到臭皮匠：謝英俊的難題
愚公一代 愚公兩代 愚公三代
要永遠的幹下去
土地是我們的
是祖先開墾的
土地是我們的
我們要永遠幹下去
~「愚公移山」，詞 楊逵╱曲 李雙澤
1977年的夏天，年輕的民歌手李雙澤在台北附近的淡水小鎮閉門撰寫了一系列歌謠；其中「愚公移山」這首歌，改編自台灣日據時期的反日農民運動家楊逵的小詩。
這批歌謠後來成為1970年代台灣民歌運動當中，被少數圈內人傳唱不休的歌曲。它們不像具有商業市場能力的「金韻獎」與「民謠風」那樣，創造出後來熾手可 熱的明星如蔡琴、葉佳修、李建復、齊豫等等，可以迅速擄獲大學生的心靈，但卻在當時的文藝圈、以及關心台灣社會變化的年輕人之間，有著不小的知名度。
那個時節，謝英俊也在位於淡水的淡江大學念建築系，而且就住在李雙澤創作這批歌曲的「動物園」裡。「動物園」是當時一批淡水的文藝青年與憤青聚居的地方， 民歌手胡德夫偶而也在那裡出沒。三十年之後，人事已非，這個帶著台灣音樂史傳奇色彩的小院子變成了現代化的錄音室；在這裡錄製專輯的新一代歌手，就包括了 今天走紅海峽兩岸的陳綺貞。
我不知道謝英俊聽不聽陳綺貞的歌，但肯定「愚公移山」的歌詞與旋律，必然還縈繞在他心中。有好幾回聽他談到生態農居工程的進度，他總是咬著牙、略扁著嘴， 用一種準備出發去幹架、或是打仗的語氣，從緊繃的雙唇中惡狠狠地迸出：「要干下去了。」或是「要大干一場了。」每次聽到他這麼說，我總想起「愚公移山」裡 的這句：「我們要團結幹下去」；那是屬於那個時代的精神氣質，這裡頭的關鍵詞是：臭皮匠、我們的、團結、幹下去。
距今七十年前的台灣南部鄉間，楊逵在今天陳水扁的故鄉一帶搞反帝農民運動，他所訴諸的是一種民眾之間的平等分工與共同協作；所以他說：「你是臭皮匠 我也是臭皮匠」。他不把自己看成是高高在上的運動指導者，「愚公移山」是要靠眾人之力來完成的，彼此是要團結在一起的；在這裡頭，專業人士跟農民一樣，也 是個臭皮匠。
這種帶著社會主義色彩的精神態度，經過李雙澤的歌曲，而種植在謝英俊這代人的身上；這群為數不多的、當年高唱著李雙澤歌曲的文青或憤青，恰恰經歷了台灣社 會往高度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路徑一路奔馳的時代，然而，「臭皮匠、我們的、團結、幹下去」這幾個跟現代化的個人主義與專業理性分工不太相襯的關鍵詞，始終在 他們心中，只等待恰當的時機與土壤，萌芽、生發。
大學畢業之後，做為建築師的謝英俊，一直到1999年才等來這第一次的萌芽與生發。那一年的九月二十一日，台灣中部在夜半時分發生七級地震，瞬間奪走兩千 人生命，數萬幢家屋倒塌或損毀。其中，位在震中附近日月潭畔的邵族部落，僅僅有數百個族人，在這樣天搖地動的災難中，面臨著族群滅絕的根本危機。
原本一直在台灣的高科技產業園區幫高科技芯片廠商蓋廠房的謝英俊，見此災難，立即調集社會資源、馳赴日月潭，在地震後的幾個禮拜之內，就用輕鋼架與竹子，與邵族人一起共同攜手，從廢墟上打造出新的部落小區。
這其中最主要的，這是結合就地取材的生態建築以及家戶參與的協力造屋，復建了一整個民族的生活、文化與精神傳承。在個別建築的材質與結構上，照顧到邵族本 身既有的生態機能與空間習慣；在整體社區的規劃上，既符合家庭生活需求也符合族群祭儀需求。從建築設計、結構、材質、施工，到整體空間的規劃運用，都不是 僅僅從建築師個人的意志出發，更融入了邵族家戶本身對於個體生活以及族群生命的想像。這在一向追求現代化「更高、更強、更先進」的台灣建築界中，實屬異 類；而在少數民族的文化復興上，也是另闢蹊徑、異軍突起。而對於整個九二一地震災後一般老百姓的家屋重建圖景來說，這種不靠建築開發商、不需銀行按揭貸 款、不用鋼筋水泥的模式，更是絕無僅有。邵族的重建，讓謝英俊獲得台灣建築界最高榮譽的遠東建築獎，也獲得國際建築界的矚目，成為二十一世紀初，台灣建築 界的「傳奇」
然而，對謝英俊來說，「傳奇」卻是個避之唯恐不及的字眼。
好幾次他跟我說過，他最怕被看成是可以點土成金的特異功能人士；他寧可拋開一切無謂的名詞與象徵，實事求是地來探討：為什麼要做、為誰而做、怎麼做、從何 處下手做。聽起來，這些似乎都是操作層次的技術問題，但事實上，這些卻又是直指核心的觀念問題；因為，謝英俊所專研的，是廣大農民的住房，而非城鎮與都會 住民的大批量商品房與工商白領的摩天寫字樓。而在現代化已經浸透整個兩岸三地華人社會的今天，後者才是建築界立足之所在。
近代以來，幾乎所有有關建築的觀念與技術，都圍繞著城鎮與都會的需求而展開。在這裡頭，各種標準化、規格化、樣板化的套路、模塊、組件都已開發完備，而相 應的金融資本操作也相當齊全，甚至連文化品味本身也趨於一致：巴黎的秋裝、意大利的新鮮奶酪、倫敦的舞曲、好萊塢的電影、紐約的舞台劇，甫推出不久，就可 以在全球各大都會看到其鼓吹者與追捧者、反對者與模仿者。論者稱之為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但也是一個全球都會同步化、一體化、無差別化的時代。
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幾乎所有當代建築的觀念與作為，就浸潤在這樣的時代氛圍裡頭。這當中，廣大農村民居的需求也被一點一滴地被這樣的潮流所滲透、佔領； 在華人社會，農民拋棄了被視為「落後」的傳統建築模式：木結構與夯土牆，轉而擁抱率先為城市改採用的紅磚頭、鋼筋水泥、二丁掛磚，甚且是玻璃帷幕。在這樣 的改換過程中，農村拋棄的不僅僅是建築材質與工法，更是拋棄了與傳統建築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生活習慣、空間氛圍、協力勞動、財務操作等等多方位的價值，以及 人與土地、人與自然的關係。
於是乎，連農村都自我拋棄了，也難怪絕大部分紮根在城市裡、向全球化的價值看齊的建築師、設計師、開發商、包工頭、融資體系等等，會無視於不同農民對於民居建築的不同需求，而以標準化、規格化、樣板化的城市建築套路，來改造農村。
與此相較，謝英俊恰恰是反其道而行。1999年大地震後不久，他就把原本在高科技產業園區附近的建築師事務所搬到日月潭，就此紮根在邵族社區裡一直到今 天。他不僅跟邵族一起蓋房子，他的事務所也成為族人找臨時工作以及串門子的場所。謝英俊把族人組織成工作隊，繼續為其他災民蓋生態民居，提供他們經濟收入 的另一種可能；他自己也年年參加部落裡的各項重大祭儀慶典，深深為邵族的文化所著迷。謝英俊是生態民居方面的「臭皮匠」，而邵族人則是自己族群文化與生活 習慣方面的「臭皮匠」，大家都是「臭皮匠」，土地都是「我們的」，才能團結「幹下去」。於是，從建築做為一個槓桿基點，謝英俊與邵族人合力撐起了一個超越 現代化都會建築意識型態框架的、建造生態農居與激活農村文化的模式。
但是，這樣的作為很難被城鎮與都會主流所理解與接納。今天的社會過度分工，在建築面前，我們多半隻是個消費者或是欣賞者，我們無法參與設計與建造的過程， 只能被動地接收使用。建築與施工專業形成一道普通人難以跨越的門檻，建築變成是裝著人的盒子，而不是貼著身體、與人共呼吸、共生發的皮膚。
謝英俊常說，「這是觀念問題。」或者，「這是哲學問題。」在近年的演講中，他常常舉黑格爾與哈貝瑪斯來做比較；黑格爾強調個人的主體意志，最終成為現代化 意識型態的源頭祖師爺，而一個世紀之後，哈貝瑪斯則強調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相互溝通，企圖以此矯正現代化所帶來的弊端；但，時代的發展，究竟不隨個人意志而 轉移。今天黑格爾的哲學觀念，依然是稱霸建築界與都會文化的核心主軸。
因此，在城鎮與都會裡，專業者絕對不會認為自己是「臭皮匠」，而是擁有主觀意志的專業「諸葛亮」；客戶或消費者則連臭皮匠都不是，他們需要被教育、被改造、被領導。對謝英俊來說，這套路或許在城市必然如此，但是在農村，卻是行不通的。
近年來，他走遍華人社會的農村，熟悉農民的言行方式與習慣，他知道舉手錶決不見得是農民熟悉的公共決策模式，他們另有自己的一套；他認為農民有時候比城市 人還聰明、還靈光，農村孕育著巨大的、未被重視的創新能量。在四川茂縣災後重建的工地上，他看到從北京回鄉、蓋過鳥巢與CCTV大樓的農民工拿出他們的焊 工技術執照，爭著要為家鄉的輕鋼架房屋貢獻一份力量；在青川、北川，他看到農民把倒塌粉碎的牆體淘出來，在農閒時分坐在屋簷下，一邊話家常一邊耐心地把看 不出原樣的碎牆塊打磨還原成一塊塊可以回收使用的磚頭；這不就是「愚公移山」嗎？
謝英俊對於這類形形色色，農民源自本鄉本土的生存智慧、草根技術與勤奮精神，歎為觀止，他說：「如果可以，中國農民絕對能把珠穆朗瑪峰剷平、磨成粉來灌漿蓋房子！」他不止一次地說過：「中國農民一流，是全世界最優秀的農民！」
他經常讚歎，農民「臭皮匠」完全理解他的建築形式、結構以及背後的道理；然而，他也經常感嘆，飽受現代化知識體系洗禮的專業「諸葛亮」卻往往看不懂、看不透，進而，也往往不知道要如何支持這些個乍看新鮮有趣的生態農居建築計劃；這似乎是他最苦惱的地方。
我想起最近在查閱有關晚清洋務運動的史料，當中所得到的啟發。在那個年代，一批江南地區的民間知識分子，如徐壽與華蘅芳，起源自十八世紀以來的「疇人」傳 統，從對固有的自然與技術知識出發，開始專研西方的「科學」，進而打造出自己的知識生產與流通體系，乃至製造出中國最早的蒸汽機與輪船。這批文人，除了四 書五經之外，也熟悉古代各種算經、本草、天工開物等等傳統農業中國所發展出來的知識，再加上西方傳教士帶進來的幾何、代數、光學、物理、化學等等，讓他們 成為推動洋務運動的核心份子。那時候，「科學」這個外來字眼還未出現，他們使用中國固有的「格致」來指稱這個正在蓬勃成型的、匯通中西、涵納古今的知識體 系。
留美的當代中國學者孟悅，在評論這段歷史時說道：「借助「格致」這個範疇，江南製造局的知識圈第一次把翻譯進來的各種學科和技術知識系統融和成一個更大的 學科領域，囊括並大於今天所說的「科學」和技術領域。傳教士延續「格致」這個範疇，用普遍之「理」 來獲取得傳教士話語在他者文化中的權威性。而疇人出身的華人翻譯者同樣利用「格致」內含的普遍之理來跨越否定中西知識之間的想像的高下優劣。……從江南製 造局的華人知識圈對於「格致」的論述來看，介紹「科學」的過程不是一個科學從無到有的過程，而是從有到有的跨文化的融匯和互譯過程。」（黑體重點為筆者所 加）
亦即，對這群在「格致」領域中尋求中國出路的知識分子來說，西方的知識並不是要來取代、覆寫中國的知識體系，而是要在中西交會的時代浪潮中，開展深層的交 流混雜，進而推動晚清中國的文化乃至政治革新。在「格致」的領域底下，傳統中國的知識跟西方傳來的知識都是「臭皮匠」，都必須要在「祖先開墾的」土地上， 「團結幹下去」。
這種帶著文化自信但又不排外媚外的江南民間知識分子精神態度，在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之後，完全被拋棄。從那時候開始，中國的知識與思想體系大量地從戰 勝國日本輸入各種被日本人譯成漢字的西方知識、思想與名詞，包括「科學」、「現代」等等。被奉為近代中國思想文化革命宗師的康有為與梁啟超，在十九世紀 末、二十世紀初就極力發揚從日本來的「科學」，貶抑源自中國固有傳統的「格致」。到了五四運動「德先生、賽先生」的呼聲席捲全華人社會，更得到了進一步的 放大，最終，使得一百年來的華人都籠罩在甲午戰敗的震撼後座力以及康梁與五四棄舊揚新的聲嘶力竭裡頭，無所遁逃。
於是，西方啟蒙時代以降，以笛卡兒分析哲學為核心的各種知識與文化體系，通過黑格爾主觀意志論與達爾文進化論的加持，在上個世紀之中漸次佔領了華人的心 靈。專業化與模塊化、工具理性與個體意志成為觀念主流，於是，臭皮匠與諸葛亮有了高下之別，諸葛亮可以不需理解臭皮匠，但臭皮匠不能不聽從諸葛亮。
這個歷史過程，也恰恰是中國農村從十九世紀初的經濟蓬勃與人文鼎盛走向二十世紀中的全面凋敝、破敗與崩壞的過程。農村的臭皮匠被工業化與現代化的浪潮捲向 都市邊緣，他們若不臣服於都市的、西方的、科學的價值，就無法成為諸葛亮。而一旦成了諸葛亮，又會反過頭來否定、抹煞原先臭皮匠的價值，如此一代又一代下 來，農民本鄉本土的固有智慧、生活習慣、草根技術與勤奮精神的不受尊重、不被理解乃至空洞化，是必然的後果。
而這就是謝英俊當前所面臨的最大難題：要如何跟主流社會說明，生態農居的推動者，必須是赤腳捲袖的臭皮匠，而不是羽扇綸巾的諸葛亮？
在1999年的台灣，這樣的難題幾乎是找不到解方的。那時台灣經歷長達二三十年的高速發展，經濟達於頂峰，現代化、都市化與專業化的話語全面佔領社會各個角落；謝英俊所主持的邵族重建雖然獲得一些獎項，但是對於生態農居的實際推動，並沒有決定性的幫助。
將近十年之後，他來到同樣遭到大地震蹂躪的四川災區，同樣面對擁有固有、草根技術與勤奮精神的農民，他同樣拿出輕鋼架結合夯土牆的解決方案；與此同時，上述「臭皮匠╱諸葛亮」的難題依然如影隨形、強勁有力。
但，微妙的變化卻在此時降臨；對於都市化、現代化、西方化的價值重估，同時對於中國固有文化價值的再定位，乃至對於新文明模式的探索，正在一點一滴地被召 喚出來。首先是來自西方對於全球暖化、氣候變遷與石化資源短缺所帶來的世界性危機，開始有了較全面而深刻的認知；接著，今年奧運火炬在西方傳遞所遭遇的阻 擾，也讓中國新一代有了反省西方的契機。如果說這兩者都太過概念化、太過抽象，那麼，更具現實性，也更為迫在眉睫的則是今年下半年開始，如骨牌倒塌般的全 球金融風暴，讓人們赤裸裸地看到西方資本主義體系的破洞。
在這一連串接踵而至的全球性警示、困境與潰堤底下，人們不得不問：新的出路與發展模式在哪裡？而中國又將扮演甚麼角色、提供甚麼建設性的力量？農村是否將成為當下資本主義危機當中，人類社會文化可持續發展的保護傘與大後方？這些問題，已經逐漸成為核心焦點。
從這個角度出發，或許我們才能比較瞭解謝英俊所堅持的「臭皮匠」態度，在當下全球性的社會變遷過程裡頭，所蘊含著的深刻意義。他強調專業者必須重新認識民 間智慧與草根技術，必且學習與這些智慧與技術的載體—亦即農民—進行交流與合作；而不是單單方面地依靠現代化過程底下所形成的知識體系與專家系統，在都會 的空調辦公室中想當然爾地進行理性而科學的「計算」、「設計」與「規劃」。這種互為主體的態度，一如晚清江南民間知識分子的「格致」，不是以一種知識體系 來覆寫另一種知識體系，而是追求攜手並進、兼容並蓄的協同合作，以逐步解決迫在眉睫的問題。
或許，「臭皮匠」將顛覆一個世紀以來，許多「諸葛亮」式的基本觀念與思惟架構，也是對當下形形色色的專業體系的強大挑戰，然而，對謝英俊來說，誰能夠挑戰 成功，誰就將是二十一世紀的真正主導者。因此，謝英俊的難題，也會是我們這一代，以及下一代所必須要共同去處理、去面對的；且讓我們再聽聽「愚公移山」 吧：
愚公一代 愚公兩代 愚公三代
要永遠的幹下去
土地是我們的
是祖先開墾的
土地是我們的
我們要永遠幹下去
~「愚公移山」，詞 楊逵╱曲 李雙澤
要永遠的幹下去
土地是我們的
是祖先開墾的
土地是我們的
我們要永遠幹下去
~「愚公移山」，詞 楊逵╱曲 李雙澤
1977年的夏天，年輕的民歌手李雙澤在台北附近的淡水小鎮閉門撰寫了一系列歌謠；其中「愚公移山」這首歌，改編自台灣日據時期的反日農民運動家楊逵的小詩。
這批歌謠後來成為1970年代台灣民歌運動當中，被少數圈內人傳唱不休的歌曲。它們不像具有商業市場能力的「金韻獎」與「民謠風」那樣，創造出後來熾手可 熱的明星如蔡琴、葉佳修、李建復、齊豫等等，可以迅速擄獲大學生的心靈，但卻在當時的文藝圈、以及關心台灣社會變化的年輕人之間，有著不小的知名度。
那個時節，謝英俊也在位於淡水的淡江大學念建築系，而且就住在李雙澤創作這批歌曲的「動物園」裡。「動物園」是當時一批淡水的文藝青年與憤青聚居的地方， 民歌手胡德夫偶而也在那裡出沒。三十年之後，人事已非，這個帶著台灣音樂史傳奇色彩的小院子變成了現代化的錄音室；在這裡錄製專輯的新一代歌手，就包括了 今天走紅海峽兩岸的陳綺貞。
我不知道謝英俊聽不聽陳綺貞的歌，但肯定「愚公移山」的歌詞與旋律，必然還縈繞在他心中。有好幾回聽他談到生態農居工程的進度，他總是咬著牙、略扁著嘴， 用一種準備出發去幹架、或是打仗的語氣，從緊繃的雙唇中惡狠狠地迸出：「要干下去了。」或是「要大干一場了。」每次聽到他這麼說，我總想起「愚公移山」裡 的這句：「我們要團結幹下去」；那是屬於那個時代的精神氣質，這裡頭的關鍵詞是：臭皮匠、我們的、團結、幹下去。
距今七十年前的台灣南部鄉間，楊逵在今天陳水扁的故鄉一帶搞反帝農民運動，他所訴諸的是一種民眾之間的平等分工與共同協作；所以他說：「你是臭皮匠 我也是臭皮匠」。他不把自己看成是高高在上的運動指導者，「愚公移山」是要靠眾人之力來完成的，彼此是要團結在一起的；在這裡頭，專業人士跟農民一樣，也 是個臭皮匠。
這種帶著社會主義色彩的精神態度，經過李雙澤的歌曲，而種植在謝英俊這代人的身上；這群為數不多的、當年高唱著李雙澤歌曲的文青或憤青，恰恰經歷了台灣社 會往高度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路徑一路奔馳的時代，然而，「臭皮匠、我們的、團結、幹下去」這幾個跟現代化的個人主義與專業理性分工不太相襯的關鍵詞，始終在 他們心中，只等待恰當的時機與土壤，萌芽、生發。
大學畢業之後，做為建築師的謝英俊，一直到1999年才等來這第一次的萌芽與生發。那一年的九月二十一日，台灣中部在夜半時分發生七級地震，瞬間奪走兩千 人生命，數萬幢家屋倒塌或損毀。其中，位在震中附近日月潭畔的邵族部落，僅僅有數百個族人，在這樣天搖地動的災難中，面臨著族群滅絕的根本危機。
原本一直在台灣的高科技產業園區幫高科技芯片廠商蓋廠房的謝英俊，見此災難，立即調集社會資源、馳赴日月潭，在地震後的幾個禮拜之內，就用輕鋼架與竹子，與邵族人一起共同攜手，從廢墟上打造出新的部落小區。
這其中最主要的，這是結合就地取材的生態建築以及家戶參與的協力造屋，復建了一整個民族的生活、文化與精神傳承。在個別建築的材質與結構上，照顧到邵族本 身既有的生態機能與空間習慣；在整體社區的規劃上，既符合家庭生活需求也符合族群祭儀需求。從建築設計、結構、材質、施工，到整體空間的規劃運用，都不是 僅僅從建築師個人的意志出發，更融入了邵族家戶本身對於個體生活以及族群生命的想像。這在一向追求現代化「更高、更強、更先進」的台灣建築界中，實屬異 類；而在少數民族的文化復興上，也是另闢蹊徑、異軍突起。而對於整個九二一地震災後一般老百姓的家屋重建圖景來說，這種不靠建築開發商、不需銀行按揭貸 款、不用鋼筋水泥的模式，更是絕無僅有。邵族的重建，讓謝英俊獲得台灣建築界最高榮譽的遠東建築獎，也獲得國際建築界的矚目，成為二十一世紀初，台灣建築 界的「傳奇」
然而，對謝英俊來說，「傳奇」卻是個避之唯恐不及的字眼。
好幾次他跟我說過，他最怕被看成是可以點土成金的特異功能人士；他寧可拋開一切無謂的名詞與象徵，實事求是地來探討：為什麼要做、為誰而做、怎麼做、從何 處下手做。聽起來，這些似乎都是操作層次的技術問題，但事實上，這些卻又是直指核心的觀念問題；因為，謝英俊所專研的，是廣大農民的住房，而非城鎮與都會 住民的大批量商品房與工商白領的摩天寫字樓。而在現代化已經浸透整個兩岸三地華人社會的今天，後者才是建築界立足之所在。
近代以來，幾乎所有有關建築的觀念與技術，都圍繞著城鎮與都會的需求而展開。在這裡頭，各種標準化、規格化、樣板化的套路、模塊、組件都已開發完備，而相 應的金融資本操作也相當齊全，甚至連文化品味本身也趨於一致：巴黎的秋裝、意大利的新鮮奶酪、倫敦的舞曲、好萊塢的電影、紐約的舞台劇，甫推出不久，就可 以在全球各大都會看到其鼓吹者與追捧者、反對者與模仿者。論者稱之為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但也是一個全球都會同步化、一體化、無差別化的時代。
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幾乎所有當代建築的觀念與作為，就浸潤在這樣的時代氛圍裡頭。這當中，廣大農村民居的需求也被一點一滴地被這樣的潮流所滲透、佔領； 在華人社會，農民拋棄了被視為「落後」的傳統建築模式：木結構與夯土牆，轉而擁抱率先為城市改採用的紅磚頭、鋼筋水泥、二丁掛磚，甚且是玻璃帷幕。在這樣 的改換過程中，農村拋棄的不僅僅是建築材質與工法，更是拋棄了與傳統建築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生活習慣、空間氛圍、協力勞動、財務操作等等多方位的價值，以及 人與土地、人與自然的關係。
於是乎，連農村都自我拋棄了，也難怪絕大部分紮根在城市裡、向全球化的價值看齊的建築師、設計師、開發商、包工頭、融資體系等等，會無視於不同農民對於民居建築的不同需求，而以標準化、規格化、樣板化的城市建築套路，來改造農村。
與此相較，謝英俊恰恰是反其道而行。1999年大地震後不久，他就把原本在高科技產業園區附近的建築師事務所搬到日月潭，就此紮根在邵族社區裡一直到今 天。他不僅跟邵族一起蓋房子，他的事務所也成為族人找臨時工作以及串門子的場所。謝英俊把族人組織成工作隊，繼續為其他災民蓋生態民居，提供他們經濟收入 的另一種可能；他自己也年年參加部落裡的各項重大祭儀慶典，深深為邵族的文化所著迷。謝英俊是生態民居方面的「臭皮匠」，而邵族人則是自己族群文化與生活 習慣方面的「臭皮匠」，大家都是「臭皮匠」，土地都是「我們的」，才能團結「幹下去」。於是，從建築做為一個槓桿基點，謝英俊與邵族人合力撐起了一個超越 現代化都會建築意識型態框架的、建造生態農居與激活農村文化的模式。
但是，這樣的作為很難被城鎮與都會主流所理解與接納。今天的社會過度分工，在建築面前，我們多半隻是個消費者或是欣賞者，我們無法參與設計與建造的過程， 只能被動地接收使用。建築與施工專業形成一道普通人難以跨越的門檻，建築變成是裝著人的盒子，而不是貼著身體、與人共呼吸、共生發的皮膚。
謝英俊常說，「這是觀念問題。」或者，「這是哲學問題。」在近年的演講中，他常常舉黑格爾與哈貝瑪斯來做比較；黑格爾強調個人的主體意志，最終成為現代化 意識型態的源頭祖師爺，而一個世紀之後，哈貝瑪斯則強調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相互溝通，企圖以此矯正現代化所帶來的弊端；但，時代的發展，究竟不隨個人意志而 轉移。今天黑格爾的哲學觀念，依然是稱霸建築界與都會文化的核心主軸。
因此，在城鎮與都會裡，專業者絕對不會認為自己是「臭皮匠」，而是擁有主觀意志的專業「諸葛亮」；客戶或消費者則連臭皮匠都不是，他們需要被教育、被改造、被領導。對謝英俊來說，這套路或許在城市必然如此，但是在農村，卻是行不通的。
近年來，他走遍華人社會的農村，熟悉農民的言行方式與習慣，他知道舉手錶決不見得是農民熟悉的公共決策模式，他們另有自己的一套；他認為農民有時候比城市 人還聰明、還靈光，農村孕育著巨大的、未被重視的創新能量。在四川茂縣災後重建的工地上，他看到從北京回鄉、蓋過鳥巢與CCTV大樓的農民工拿出他們的焊 工技術執照，爭著要為家鄉的輕鋼架房屋貢獻一份力量；在青川、北川，他看到農民把倒塌粉碎的牆體淘出來，在農閒時分坐在屋簷下，一邊話家常一邊耐心地把看 不出原樣的碎牆塊打磨還原成一塊塊可以回收使用的磚頭；這不就是「愚公移山」嗎？
謝英俊對於這類形形色色，農民源自本鄉本土的生存智慧、草根技術與勤奮精神，歎為觀止，他說：「如果可以，中國農民絕對能把珠穆朗瑪峰剷平、磨成粉來灌漿蓋房子！」他不止一次地說過：「中國農民一流，是全世界最優秀的農民！」
他經常讚歎，農民「臭皮匠」完全理解他的建築形式、結構以及背後的道理；然而，他也經常感嘆，飽受現代化知識體系洗禮的專業「諸葛亮」卻往往看不懂、看不透，進而，也往往不知道要如何支持這些個乍看新鮮有趣的生態農居建築計劃；這似乎是他最苦惱的地方。
我想起最近在查閱有關晚清洋務運動的史料，當中所得到的啟發。在那個年代，一批江南地區的民間知識分子，如徐壽與華蘅芳，起源自十八世紀以來的「疇人」傳 統，從對固有的自然與技術知識出發，開始專研西方的「科學」，進而打造出自己的知識生產與流通體系，乃至製造出中國最早的蒸汽機與輪船。這批文人，除了四 書五經之外，也熟悉古代各種算經、本草、天工開物等等傳統農業中國所發展出來的知識，再加上西方傳教士帶進來的幾何、代數、光學、物理、化學等等，讓他們 成為推動洋務運動的核心份子。那時候，「科學」這個外來字眼還未出現，他們使用中國固有的「格致」來指稱這個正在蓬勃成型的、匯通中西、涵納古今的知識體 系。
留美的當代中國學者孟悅，在評論這段歷史時說道：「借助「格致」這個範疇，江南製造局的知識圈第一次把翻譯進來的各種學科和技術知識系統融和成一個更大的 學科領域，囊括並大於今天所說的「科學」和技術領域。傳教士延續「格致」這個範疇，用普遍之「理」 來獲取得傳教士話語在他者文化中的權威性。而疇人出身的華人翻譯者同樣利用「格致」內含的普遍之理來跨越否定中西知識之間的想像的高下優劣。……從江南製 造局的華人知識圈對於「格致」的論述來看，介紹「科學」的過程不是一個科學從無到有的過程，而是從有到有的跨文化的融匯和互譯過程。」（黑體重點為筆者所 加）
亦即，對這群在「格致」領域中尋求中國出路的知識分子來說，西方的知識並不是要來取代、覆寫中國的知識體系，而是要在中西交會的時代浪潮中，開展深層的交 流混雜，進而推動晚清中國的文化乃至政治革新。在「格致」的領域底下，傳統中國的知識跟西方傳來的知識都是「臭皮匠」，都必須要在「祖先開墾的」土地上， 「團結幹下去」。
這種帶著文化自信但又不排外媚外的江南民間知識分子精神態度，在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之後，完全被拋棄。從那時候開始，中國的知識與思想體系大量地從戰 勝國日本輸入各種被日本人譯成漢字的西方知識、思想與名詞，包括「科學」、「現代」等等。被奉為近代中國思想文化革命宗師的康有為與梁啟超，在十九世紀 末、二十世紀初就極力發揚從日本來的「科學」，貶抑源自中國固有傳統的「格致」。到了五四運動「德先生、賽先生」的呼聲席捲全華人社會，更得到了進一步的 放大，最終，使得一百年來的華人都籠罩在甲午戰敗的震撼後座力以及康梁與五四棄舊揚新的聲嘶力竭裡頭，無所遁逃。
於是，西方啟蒙時代以降，以笛卡兒分析哲學為核心的各種知識與文化體系，通過黑格爾主觀意志論與達爾文進化論的加持，在上個世紀之中漸次佔領了華人的心 靈。專業化與模塊化、工具理性與個體意志成為觀念主流，於是，臭皮匠與諸葛亮有了高下之別，諸葛亮可以不需理解臭皮匠，但臭皮匠不能不聽從諸葛亮。
這個歷史過程，也恰恰是中國農村從十九世紀初的經濟蓬勃與人文鼎盛走向二十世紀中的全面凋敝、破敗與崩壞的過程。農村的臭皮匠被工業化與現代化的浪潮捲向 都市邊緣，他們若不臣服於都市的、西方的、科學的價值，就無法成為諸葛亮。而一旦成了諸葛亮，又會反過頭來否定、抹煞原先臭皮匠的價值，如此一代又一代下 來，農民本鄉本土的固有智慧、生活習慣、草根技術與勤奮精神的不受尊重、不被理解乃至空洞化，是必然的後果。
而這就是謝英俊當前所面臨的最大難題：要如何跟主流社會說明，生態農居的推動者，必須是赤腳捲袖的臭皮匠，而不是羽扇綸巾的諸葛亮？
在1999年的台灣，這樣的難題幾乎是找不到解方的。那時台灣經歷長達二三十年的高速發展，經濟達於頂峰，現代化、都市化與專業化的話語全面佔領社會各個角落；謝英俊所主持的邵族重建雖然獲得一些獎項，但是對於生態農居的實際推動，並沒有決定性的幫助。
將近十年之後，他來到同樣遭到大地震蹂躪的四川災區，同樣面對擁有固有、草根技術與勤奮精神的農民，他同樣拿出輕鋼架結合夯土牆的解決方案；與此同時，上述「臭皮匠╱諸葛亮」的難題依然如影隨形、強勁有力。
但，微妙的變化卻在此時降臨；對於都市化、現代化、西方化的價值重估，同時對於中國固有文化價值的再定位，乃至對於新文明模式的探索，正在一點一滴地被召 喚出來。首先是來自西方對於全球暖化、氣候變遷與石化資源短缺所帶來的世界性危機，開始有了較全面而深刻的認知；接著，今年奧運火炬在西方傳遞所遭遇的阻 擾，也讓中國新一代有了反省西方的契機。如果說這兩者都太過概念化、太過抽象，那麼，更具現實性，也更為迫在眉睫的則是今年下半年開始，如骨牌倒塌般的全 球金融風暴，讓人們赤裸裸地看到西方資本主義體系的破洞。
在這一連串接踵而至的全球性警示、困境與潰堤底下，人們不得不問：新的出路與發展模式在哪裡？而中國又將扮演甚麼角色、提供甚麼建設性的力量？農村是否將成為當下資本主義危機當中，人類社會文化可持續發展的保護傘與大後方？這些問題，已經逐漸成為核心焦點。
從這個角度出發，或許我們才能比較瞭解謝英俊所堅持的「臭皮匠」態度，在當下全球性的社會變遷過程裡頭，所蘊含著的深刻意義。他強調專業者必須重新認識民 間智慧與草根技術，必且學習與這些智慧與技術的載體—亦即農民—進行交流與合作；而不是單單方面地依靠現代化過程底下所形成的知識體系與專家系統，在都會 的空調辦公室中想當然爾地進行理性而科學的「計算」、「設計」與「規劃」。這種互為主體的態度，一如晚清江南民間知識分子的「格致」，不是以一種知識體系 來覆寫另一種知識體系，而是追求攜手並進、兼容並蓄的協同合作，以逐步解決迫在眉睫的問題。
或許，「臭皮匠」將顛覆一個世紀以來，許多「諸葛亮」式的基本觀念與思惟架構，也是對當下形形色色的專業體系的強大挑戰，然而，對謝英俊來說，誰能夠挑戰 成功，誰就將是二十一世紀的真正主導者。因此，謝英俊的難題，也會是我們這一代，以及下一代所必須要共同去處理、去面對的；且讓我們再聽聽「愚公移山」 吧：
愚公一代 愚公兩代 愚公三代
要永遠的幹下去
土地是我們的
是祖先開墾的
土地是我們的
我們要永遠幹下去
~「愚公移山」，詞 楊逵╱曲 李雙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