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戰後第一代建築展] 之6 日本大阪萬國博覽會中華民國館,1970

- 7月 31, 2008

王俊雄文徐明松圖及圖說

1970年由貝聿銘帶領彭蔭宣與李祖原設計的日本大阪萬國博覽會中華民國館，大概是那個時代最異質的台灣建築之一。

大阪博覽會是日本首次擁有舉辦萬國博覽會的機會，也是萬國博覽會首次在亞洲舉行，當時被日本視為繼1964年舉辦東京奧運後，另一個向世人證示日本已躋身先進大國的重要場合。然而，和1964年時相比，1970年時日本政經情勢已大不相同。雖然大阪博覽會的主題為「人類的進步與協調」，但由於戰後資本主義不均衡發展帶來的社會動盪和價值體系解體，以及國族主義、安保條約和美國駐軍等問題相互糾葛，活躍於1960與1970年代的日本社會運動，在1970年前後達到了最高峰。1969年一月，在東京大學發生了「安田學堂」事件，為1960年代日本學運的最高潮，其結果是學生轉向更加暴力路線，以組織武裝化的「赤軍聯」，策動各種暴動衝突來表述其訴求；1970年在萬國博覽會期間，發生的震驚全世界的日航劫機事件，即為其代表作。而以描寫社會邊緣掙紮著稱的小說家三島由紀夫，在1970年十二月悲劇式的自殺，則為當時瀰漫的硝煙蒙上了更深沈的陰影。

日本的這些動亂，與當時世界各地的社會運動潮，其實是相互呼應著。雖然如此，大阪博覽會還是吸引了破紀錄的近6500萬人參觀，其中大多數是日本人，享受著戰後奇蹟式復興下的奇觀消費。博覽會中除了丹下健三擔任規劃設計總監的園區空間帶來的進步景象外，最受歡迎的展覽物是在美國館裡，前一年美國太空人帶回來的月球隕石。

↗ 大阪萬國博覽會中華民國館 by Atelier Cambridge 剖面，陳邁先生提供，國台博掃瞄

↗ 大阪萬國博覽會中華民國館 by Atelier Cambridge 地面層，陳邁先生提供，國台博掃瞄

↗ 大阪萬國博覽會中華民國館 by Atelier Cambridge 模型，陳邁先生提供，國台博掃瞄

相對於日本的繁榮進步與變化動盪的交織，1960年代的台灣表面上則要平靜與祥和許多。在白色恐怖與造神運動的雙重控制下，台灣人必須透過黨國之眼才能窺見窗外的「進步」，雖然大多數人都知道在此假象之外另有真相。比較起現在，這是一個真假還較容易分清楚的時代。鑑於之前幾次台灣參加萬國博覽會的「中華民國館」，都是使用採中國宮殿式的佈景式建築，而遭來台灣有識之士的譏為落伍（如漢寶德主編的建築雙月刊就曾提出異議），主辦單位外交部意外地願以革新方式，來建築大阪博覽會的中華民國館。1968年，外交部為此舉辦了公開競圖，希望藉此能獲得令人耳目一新的館舍。此時，恰好有一批成大建築系畢業的學生，正在美國波士頓求學或工作，為了參加這個難得開放的競圖，包括陳邁、白瑾、朱鈞、李祖原、熊起煒、華昌宜、費宗臣等七人成立了Atelier Cambridge，利用課餘或下班之後通宵達旦地討論與工作。但由於為德不卒，評審過程並未公開，主辦單位也似乎從未正式對外宣佈競圖結果，反而由一些間接管道，陳邁等人才獲知他們的提案已中選，但必須要等貝聿銘的最後決定。貝聿銘隨後在紐約其事務所內，對這些台灣留學生「面試」，由於Atelier Cambridge成員各有不同考量，最後決定由李祖原與朱鈞代表Atelier Cambridge與貝聿銘事務所合作館舍設計。然其結果，似乎出乎這些年輕學生所料；陳邁回憶說：「當時結論是：由李祖原與朱鈞二人代表我們這個組織，參與中國館的設計，貝先生提供他事務所的支援，並主導、協調。但後來實際回台灣，又到大阪負責設計、施工作業的，是李祖原與彭蔭宣二位，彭則是貝先生事務所代表。」

↗ 大阪萬國博覽會中華民國館 - 實現案子參與名單，李祖原先生提供

而1960 年代下半葉也是貝聿銘建築事業生涯最重要的轉變期，他也是在此時確立了他三角幾何風格。1960年離開瀕臨倒閉的紐約房地產商齊肯多夫、獨立開業成立事務所時，貝聿銘一方面得為業務奔波，另一方面他原本熟悉的平價集合住宅市場也面臨快速萎縮，貝聿銘必須另闢業務戰場。然而，對於貝聿銘來說，這也不是完全毫無好處。因為這是他可擺脫總被視為房地產商御用建築師的機會；同時，他之前擅長的大型都市更新案，正開始遭受破壞了美國城市的特質的批評聲浪，如寫作《美國大城市生與死》的珍雅各正是這股批判運動的健將，貝聿銘此時的業務轉向幫助他脫離泥淖。透過爭取到甘迺迪紀念圖書館與達拉斯市政廳等案子，在1960年的上半葉，貝聿銘將業務方向轉到美術館、市政廳與企業辦公大樓，成功地重塑自己的形象。1960年下半葉，正是貝聿銘獨立開業後，事業最一帆風順的一段時期，直到1973年在波士頓的漢考克大樓興建過程中出現大麻煩才終止。在這段時間裡，貝聿銘事務所成長到100人以上，事務所也搬進了曼哈頓鬧區中心優美昂貴的辦公樓裡。1968年，就是在設計大阪萬國博覽會中華民國館的同一年，貝聿銘也爭取到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國家藝廊增建東廂案。正是東廂確立了貝聿銘在建築史上的地位，以及他個人獨樹一格的三角幾何空間風格。而中華民國館與東廂設計時間如此接近，兩者之間的類同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 大阪萬國博覽會中華民國館 - 內部，左邊牆上有蔣宋美齡畫的國畫，李祖原先生提供

↗ 大阪萬國博覽會中華民國館 - 外觀全景，李祖原先生提供

↗ 大阪萬國博覽會中華民國館 - 剖面，李祖原先生提供

與貝聿銘個人建築風格的雷同，即是意味著與 Atelier Cambridge 這群青年建築師當初入選的中華民國館提案的南轅北轍，也無怪乎陳邁會在回憶錄中表達其詫異與難以理解。雖然展覽室空間序列的構想有些類似，也都使用幾何切割手法，但比較其空間組織方式與想要塑造的空間經驗卻是完全不同。簡單地說，Atelier Cambridge的組織較為緊密，上下樓層高度關係搭配良好，創造出來的空間變化較為自然和順。而貝聿銘事務所（雖然根據大阪萬國博覽會官方出版品建築師登記為彭蔭宣與李祖原，並未出現貝聿銘事務所名稱），則造型上更有力而突出，也更能在簡潔中取得足夠的變化，但卻因缺乏上下樓層搭配，而顯得為變化而變化。

↗ 大阪萬國博覽會中華民國館 - 外觀夜景，李祖原先生提供

↗ 大阪萬國博覽會中華民國館 - 夜景，仰視全景，李祖原先生提供

↗ 大阪萬國博覽會中華民國館 - 室內-螺旋梯，李祖原先生提供

↗ 大阪萬國博覽會中華民國館 - 彩色鳥瞰圖，中華民國館在正中間

整體來看，中華民國館在大阪博覽會諸多建築裡，其實是相當具有水準的（如果去除掉那些不太搭配的展覽品），雖然如果比較展覽會裡某些深具未來實驗性的作品，中華民國館顯得較為保守而較沒有前瞻性。但是，在貝聿銘的作品脈絡裡，中華民國館可說是扮演了國家藝廊東廂成功的試金石。然而，這些建築上的喧擾熱鬧，卻與當時台灣不太有關連，因為身處戒嚴與經濟力的落後，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是無緣親身體驗到它的建築空間，當然也不能理解它為何在當時台灣建築界還引起一陣小波動，又再度引發了中國傳統與西方現代之爭辯的這齣老戲碼。而對於日本觀眾來說，他們當然更是不能瞭解在這棟美麗的建築物裡，含帶著他們鄰國的一次意外、旋又無疾而終的建築改革，日本當時社會情勢的騷亂與博覽會裡的短暫歡樂，形成的強烈對比，恐怕才是他們感受最深刻的。不過，這樣異質、尷尬與難以對話的時刻卻是僅有這一次，因為隨著1971年底台灣的退出聯合國，萬國博覽會裡的中華民國館就此成為絕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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