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巨星隕落的二零二五：法蘭克·蓋瑞、泰瑞·法雷爾等大師謝幕，留下跨越時空的設計遺產

二零二五年，建築界痛失多位巨擘，包括法蘭克·蓋瑞、泰瑞·法雷爾、尼可拉斯·格里姆肖、里昂·克里爾、俞孔堅、羅伯特·A·M·斯特恩與大衛·M·柴爾茲等。他們的貢獻橫跨後現代主義、高科技建築、新城市主義、生態都市設計及解構主義等領域。這些大師的離去不僅標誌著時代的結束，更留下了關於城市、歷史、技術與環境的深刻對話，其思想遺產將持續引領建築學科的未來發展。

巨星隕落的二零二五：建築界的缺席與呈現

每一年的更迭，總會帶來嶄新的建築思潮與計畫，卻也同時標誌著那些曾深刻形塑學科面貌的聲音之消逝。建築的推進，不僅仰賴新血的注入，更透過這些「缺席」而持續演進。當那些為建築語彙與雄心定調的人物離席，他們留下的遠不止於完工的建築或具影響力的文本。他們的離去成為一道門檻，迫使整個學科暫停腳步，去理解什麼被留存、什麼在演化，以及什麼仍持續指引著我們。這份二零二五年的逝者名單，提醒著我們建築是一項漫長的集體營造工程，不僅由當下的人們所形塑，更深受那些持續引導我們思考城市與地景的遠見卓識所影響。

殊途同歸的時代回應：跨越光譜的建築哲思

我們在二零二五這一年所告別的建築師與思想家，來自截然不同的世界，然而形塑他們作品的核心提問卻往往相互交織。有些人透過身分認同、象徵主義與歷史連續性來切入城市議題，試圖將建成環境根植於文化記憶之中；另一些人則透過工程精確度、生態系統或激進的實驗來詮釋建築，拓展了建築的可能性及其體驗方式。他們的作品橫跨戰後英國、快速都市化的中國、中歐的前衛運動，以及柏林與紐約不斷演變的文化機構。合而觀之，他們構成了一道回應時代的光譜，定義了過去半世紀的建築文化，並展現了建築介入社會、科技與環境的多元路徑。

英國建築的雙重變奏：法雷爾與格里姆肖

若不提及泰瑞·法雷爾（Terry Farrell）與尼可拉斯·格里姆肖（Nicholas Grimshaw）這兩位巨擘，我們便無法理解二十世紀下半葉英國建築史的全貌。他們在同一文化時刻，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解答。法雷爾是英國後現代主義的領航者，他的建築探索象徵主義，視立面為溝通介面，並強調裝飾的表現潛力，如倫敦軍情六處大樓（MI6 Building）所示。他視城市為歷史參照與當代需求共存的場域。相對地，格里姆肖則是高科技建築的代表人物，專注於結構、性能與建構邏輯的展露，如伊甸園計畫（Eden Project）或滑鐵盧車站國際航廈。對他而言，建築是由工程原則與環境策略形塑的動態框架。儘管路徑迥異，兩者皆致力於在轉型期重塑英國建築，回應了身分、機能與公共性的課題。

城市形塑的兩極對話：克里爾與俞孔堅

有些逝者對建築的影響力遠超單體建築，延伸至城市的宏觀地景。里昂·克里爾（Léon Krier）與俞孔堅從根本上不同的方向切入都市主義：前者重返歷史聚落的空間邏輯，主張連續性、比例與人本尺度的連貫性，成為新城市主義（New Urbanism）的核心聲音，其影響力遍及歐美，如龐德伯里（Poundbury）計畫。後者則提出了能吸收氣候壓力、修復受損地景的生態基礎設施。身為土人設計（Turenscape）創辦人與海綿城市（sponge cities）理論推手，俞孔堅透過河濱公園、濕地與生態廊道，展示了公共空間與自然過程如何協作。這兩位大師的對話，揭示了城市可透過恢復文化記憶或重啟自然系統來形塑，且皆視都市形式為需細心呵護的集體責任。

擴展領域的激進實驗：形式、科技與敘事

當法雷爾、格里姆肖、克里爾與俞孔堅影響著城市發展的大框架時，海穆特·史維辛斯基（Helmut Swiczinsky）、理查·史柯菲迪歐（Ricardo Scofidio）與丹尼斯·克朗普頓（Dennis Crompton）則將建築推向形式、科技與敘事交會的邊疆。史維辛斯基作為藍天組（Coop Himmelb(l)au）共同創辦人，以解構主義語言挑戰穩定性與傳統形式，視建築為張力與能量的場域。史柯菲迪歐在Diller Scofidio + Renfro成名前，便透過表演與裝置探索科技如何中介感知，模糊了建築與其他領域的界線。身為Archigram成員的克朗普頓，則透過檔案保存與前衛構想，描繪了流動、預鑄與科技想像的城市願景。他們的實踐視建築為批判性探究與感官體驗的平台。

文化基建的幕後推手：克里斯汀·費雷斯

建築不僅成形於繪圖板或工地，更建立在讓觀點流通的對話、展覽與文化架構之上。Aedes建築論壇（Aedes Architecture Forum）共同創辦人克里斯汀·費雷斯（Kristin Feireiss）便是此維度的代表人物。自一九八零年代以來，Aedes一直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建築平台之一。費雷斯的工作證明了策展實踐並非邊緣活動，而是建築自我詮釋、協商價值並擴大影響力的核心機制。在她的帶領下，Aedes成為建築師、研究者與公眾相遇的場所，創造了超越柏林文化圈的對話。紀念她，即是提醒我們建築文化透過多種形式的作者身分推進，而展示思想的空間與思想本身同樣具有變革性。

公民責任的建築實踐：斯特恩與柴爾茲

二零二五年亦帶走了羅伯特·A·M·斯特恩（Robert A.M. Stern）與大衛·M·柴爾茲（David M. Childs）這兩位將專業實踐、學術領導與公民責任成功融合的大師。斯特恩的設計哲學深植於建築歷史，運用傳統形式將建築嵌入長存的文化敘事，其在耶魯建築學院的院長任期更強調了連續性與嚴謹教學的重要性。柴爾茲則在SOM事務所的數十年間，透過如世界貿易中心一號大樓（One World Trade Center）等巨型項目，形塑了紐約的城市地景，在集體創傷後重新協商記憶、安全與公共領域的關係。兩者皆展現了大型建築如何承載多重意義，並透過服務社群的空間表達公民願景。

形式與再造的終極大師：法蘭克·蓋瑞

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的辭世，標誌著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的謝幕。鮮少有建築師能如此深刻地改變學科的視覺與文化語彙。蓋瑞將形式視為開放性提問，利用材料、結構與動態挑戰建築的既定期待。從聖塔莫尼卡自宅的廉價材料實驗到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Guggenheim Bilbao）的雕塑複雜性，他的作品在擴展建築表現力的同時，始終與城市體驗緊密相連。所謂的「畢爾包效應」雖常被簡化，卻開啟了關於文化基建與地標建築政治權重的辯論。紀念蓋瑞，即是肯認單一實踐如何能轉移建築文化的軌跡，證明實驗性可與公民影響力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