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拿高分取代了被讀懂的溝通初衷,我們是否也像過度壓縮的語言模型一樣在社會這座後訓練場裡變得面目模糊

 

你有沒有發現,現在讀 AI 寫的文章,常會有一種說不清的疲累感?

每一句話文法都對、邏輯都通,但讀起來卻像在嚼一塊脫水的壓縮餅乾,雖然資訊密度很高,卻沒有太多人類語言的呼吸感。

2026年10月發表的一篇論文《Why is AI-generated language so hard to understand?》揭開了這股「AI 味」的秘密:AI 之所以說話繞口、愛用「混亂期待你記住它」這種怪異修辭,或是刻意省略引導子句的連接詞(如 that),並不是因為它不懂人類語言,而是因為它在「後訓練(Post-training)」階段,為了在有限的字數限制與評分機制裡拿到高分,演化出了一套極致的「省字與壓縮策略」。

看到這個研究結果時,會令人背脊一涼。當我們凝視著這個為了符合評分標準而自我扭曲的 AI 時,我們其實是在鏡子裡看到了自己。

1. 當「拿高分」取代了「被讀懂」

從認知心理學來看,人類寫作或說話,本質上是一場溫柔的「合作」。因為體貼聽者的記憶力有限,我們會本能地把句子寫順,並保留那些看似多餘、實則用來引導對方的連接詞與語氣詞。因為人類寫字,初衷是為了讓另一個人讀懂。

但 AI 面對的不是讀者,而是一個冷酷的「打分程序」。在演算法的考核裡,打分程序只看最後答案對不對、有沒有超出長度限制,至於讀的人累不累,從來不在評分標準裡。

當一個系統的唯一目標是「討好評分程序」時,它就不再在乎真正的溝通與連結。

回頭看看我們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

2. 社會這座巨大的「後訓練場」

如果把人生對應到 AI 的訓練過程:童年就像是「預訓練」,我們透過不斷探索以及跌跌撞撞吸收世界的活力,說話顛三倒四,卻充滿生命力;而長大後的社會化過程,就是一場漫長的「後訓練」。

上學時,考了高分才算好學生;上班後,升了職、扛了KPI才算有出息;逢年過節,長輩的眼光總在盤算你今年賺了多少錢,彷彿光靠那幾個數字,就能秤出一個成年人的份量。

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曾預言現代社會的「工具理性」會築起一座無形的鐵籠;而經濟學的「古德哈特定律」則說得更直白:「當一個指標變成目標時,它就不再是一個好指標。」

在這個名為「世俗成功」的巨大打分程序裡,我們的時間與精力是有限的。為了避免在關鍵的考核上拿低分,我們被迫學會把時間只留給有回報的事,把真實的情緒藏進不動聲色之中。

就像 AI 為了不扣分而學會省掉那個 that 一樣,我們也學會了把那些「不計分」的自己,一點一點刪掉。

3. 無懈可擊,卻面目模糊

哪些東西在社會的獎勵機制裡是「不計分」的?

發呆看雲的下午、對一門無用技藝的純粹熱愛、脆弱與崩潰的時刻、不帶目的的閒聊,甚至是對另一個人毫無保留卻未必有回報的溫柔。這些原本是讓生命得以「被讀懂、被感受」的連接詞與呼吸空間,在績效社會的扣分機制下,全成了拖累效率的累贅。

心理學家溫尼考特曾提出「真實自我」與「虛假自我」的概念。當一個人長期處在只看重外在表現(高分)的環境裡,為了生存,就會發展出高度順從指標的「虛假自我」。

這類人往往履歷亮眼、情緒穩定、應對得體,就像經過深度後訓練的大模型一樣,邏輯嚴密、滴水不漏。然而,當我們把所有不計分的稜角與冗餘都裁切殆盡後,我們也把自己訓練成了一個「高分卻難懂的模型」——看起來無懈可擊,卻變得面目模糊。別人看著你的頭銜覺得你很完美,但沒有人真正認識你,甚至連你自己也讀不懂自己。

4. 把被刪掉的自己,一筆一劃寫回來

有趣的是,論文作者後來找到了一個消除「AI 味」的巧妙方法,他們沒有用更龐大的模型去重新訓練,而是把那些拗口緊繃的句子,丟進參數較小、不講究華麗技巧、只求「把意思平實傳達清楚」的基礎翻譯模型裡,翻成日文再翻回英文。結果,那些過度壓縮的句子重新長回了自然的連接詞,變得通暢而平易近人。

這對身處倦怠社會的我們來說,應該算是某種溫柔的提醒:

要擺脫那股緊繃的「社會 AI 味」,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努力地去刷高分,而是給生活做一次「降維翻譯」,刻意在日常行程裡保留那些不計入 KPI 的「冗餘」,允許自己有破綻、有猶豫、有無法用三言兩語總結的複雜情緒。

畢竟,寫文字是為了表達,而不是為了壓縮;人活著,也不應該是為了交出一張滿分的答卷。高分是拿給別人看的,而那些「不計分」的日子,才是真正過給自己的。

參考資料與靈感來源:
影片:AI味到底是什么? - 程序员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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